5月24日、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将在北京召开，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前来，讨论一些全球性议题。
历史的纠葛，让中美对话中的一些议题需待时日来解决。与之对比，中、美两国的碳市场都还未形成固化的游戏规则。两国各自都处在探索阶段，为双方进行开创性的合作制造了机会——中、美应该有可能在这一领域找到利益交叉点。在我看来，交叉点有可能是农业碳指标。
2003年，美国出现第一个区域性的自愿但具法律约束力的碳交易平台。为减轻企业压力，它允许排放企业购买offset碳指标来完成减排任务。农业是生产offset碳指标的重要部门。爱荷华等地的农业局充当经纪人，从农民那里汇集碳指标并将其打包通过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出售给买家。产生了十套offset碳指标方法学，比如说免耕栽培（notill）、植树造林、退耕还牧、甲烷捕获、适度放牧等。
据统计，到2009年，这个市场吸纳了美国3.5亿英亩可耕地中的150万英亩、4亿英亩林地中的100万英亩、4亿英亩牧地中的400万英亩。经第三方审计，7年来的碳减排量达到9000万吨。其中，从中国来的农业offset项目就已达到了200万吨。
Offset项目的开发遵循一系列硬性要求，包括宁缺勿滥（rare）、非强制性、近期开发、可核查、环境收益永久性、避免此消彼长、偏保守。一系列的公开和监督，确保项目能产生实质的、真实的环境效应，即environmentalintegrity。
在去年通过的美国众议院Waxman气候法案，和参议院的两党妥协气候法案中，都明确规定offset碳指标的使用。
与美国类似，中国也是农业大国。据政府部门统计，中国的耕地面积为18.25亿亩（约3亿英亩），森林面积为19333万公顷（约4.8亿英亩），草原面积近4亿公顷（约10亿英亩）。因此，与美国类似，农业碳指标应该可以在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碳交易体系中发挥相应的作用。
2009年，芬兰政府在湖南山区投资家庭沼气项目，通过CDM机制购买了总量为140万吨二氧化碳（CERs）。2012年以后，这类按照国际标准开发的农业碳指标能否卖到欧盟还是未知数，但却有可能在本土消化。前提是，中国能出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碳价格信号。
目前，EUETS在使用境外offset碳指标--CDM，还未出现境内的offset碳指标。
中、美这两个农业大国，通过合作将美国过去7年积累的经验，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在中国的主导下进行对接，目的是在确保环境效应真实的情况下，工业排放企业可以利用offset指标实现低成本减排。这种思路，应该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
3月，中、美宣布，将投资数千万美元帮助双方的大学及研究机构进行联合的清洁能源研究。这类技术层面的合作值得肯定，但还应上升到规则层面。
注意，offset体系只是碳市场的一个补充，而非主体。offset体系的出现需要对应一个总量指标。美国正在酝酿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强制减排绝对总量，中国也已公布40%-45%的碳强度相对减排总量。这也为下一步中、美双方合作、固化游戏规则、统一offset标准、确保实质的、真实的环境效应铺平了道路。
在CCX注册的200万吨中国农业offset项目，尽管数量不多，却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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